■ 曹操後人的血液樣本之一 本報記者 周馨 攝董春潔 製圖(李輝 供圖)■ 皖南兩位曹氏後人共話族譜(左為績溪旺川曹健,右為歙縣雄村曹大偉)本報記者 薑燕 攝■ 績溪旺川《曹氏宗譜》內附居住地形圖■ 浙江《富春曹氏宗譜》內有曹操(魏武)記載本版攝影 薑燕■ 歙縣雄村曹氏“四世一品”牌坊本報記者薑燕
  11月11日晚上,中央電視臺一則新聞讓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鎮旺川村86歲老人曹健有些愕然。
  復旦大學通過DNA比對在全國找到9支曹操後人,分別來自安徽績溪、安徽舒城、安徽亳州、江蘇海門、廣東徐聞、江蘇鹽城、山東乳山、遼寧東港和遼寧鐵嶺。績溪曹氏,指的就是旺川這一支,排在9支首位,是“最正宗”的曹操後人。
  然而,旺川《曹氏宗譜》上並無關於曹操的記載。突如其來的變化,讓這位86歲的老人陷入了回憶和沉思。
  曹健想起族譜“古系”開頭確實提到“時代久遠,恐有謬誤”;又想起4年前,復旦大學兩名研究人員來村裡抽取血樣;突然,他腦海中又閃現出安徽歙縣雄村曹氏的族譜,兩支曹氏祖上是親兄弟,數年前修譜時,他專程去看過,那上面分明寫著“譙國曹”,與自家族譜迥異,當時他還指出對方的錯誤,現在……
  自認曹參之後
  11月18日,皖南山區,安徽績溪旺川村。深秋的陽光鋪灑在白牆灰瓦上,清澈見底的河水穿過千年的石板橋,流向新安江。
  曹健在他滿是書香的客廳里接待了記者。他昨晚已將一篇寫好的長文《績溪旺川曹姓》放到了“故園徽州網”上。老人說,前幾年負責修族譜時,族譜上寫著他是曹參的後代,根本沒有出現過曹操的名字。
  泡上一杯香茗,老人用洪亮的聲音講述起旺川曹氏的源流。
  據旺川《曹氏宗譜》記載,宋代景德年間,旺川曹氏一世祖曹仲經自婺源遷來此地,定居建村,至今已有一千餘年,傳至39代。全村居民2200餘人,曹姓占70%以上。
  宗譜上記載,曹氏的始祖是周文王的第六個兒子叔振鐸,他被分封在山東的曹,便以國為姓。此後,各代子孫繁衍遷徙,便有了不同的譜系。
  現存旺川《曹氏宗譜》分古系、老系和遷到旺川開族後的曹氏系三種。古系即始祖叔振鐸到唐朝時的第75代曹珙;老系即從唐末第76代曹全晸開始至第82代曹文濟、曹文澤;第83代中的曹仲經率族遷至安徽旺川,至今又有39代,曹健是福字輩,是第36代,總第119代。
  上等的宣紙,工整的字體,族譜上一個個名字,靜靜地講述著一個家族的演變。中國的家譜文化,源遠流長,系統記述同宗共祖的血緣集團和世系人物的歷史圖籍。所謂“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黃同心,華夏一脈;血濃於水,葉落歸根。”尋根問祖,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
  誤歸他人名下
  畢竟時代久遠了,多數村裡人不關心自己到底是誰的後代,無論老幼。乍一聽說經過DNA檢驗自己是曹操後人,有驚有喜,雖然生活依然平靜,但科學驗證的結果就此放在心上了。
  曹健心裡的感受和別人不太一樣。他是語文老師出身,退休後喜歡研究當地的地理人文,算村裡的文化人。2006年,他開始編製族譜,耗費幾年之功完成,其間投入大量心血。
  歷史上的族譜中,旺川曹氏也曾被誤歸他人名下。
  “全晸公(曹全晸,唐末征討黃巢的大將)率兩個兒子打過長江,後一人戰死,留下後代在婺源,傳到第八代。”曹健說。後來新安曹氏修族譜時,將旺川曹氏認作全昱公(全晸公的哥哥)的後代。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旺川進士曹有光和婺源進士曹鳴遠一起修譜,研究認為,旺川曹氏是全晸公後第七代曹文澤的大兒子曹仲經的後人。
  “文澤公有三子,分別被尊稱為大九公(曹仲經)、大十公(曹仲綱)和大十一公(曹仲緯),仲綱公的後人在安徽歙縣雄村,仲緯公的後人現在安徽祁門。”曹健說。仲經公原來在婺源汪口,仲綱公在婺源小鱅,明朝時遷到歙縣。2006年編寫族譜時,曹健特地去過。
  “汪口有個曹公橋還在,仲經公的墓還能問到方向,但實物找不到了。有個人說,墓就在他家屋下。汪口現在已無一戶姓曹,全是俞姓了,還建有俞氏宗祠。”曹健打聽到十幾公裡外的小鱅是曹姓,但不通車,他跋山涉水去了,發現那裡是仲綱公之後。
  親往雄村對譜
  復旦大學的DNA比對結果,讓曹健不得不重新審視家族的由來。他想起去年9月4日,在歙縣雄村看到的一本曹氏族譜首頁上“譙國曹”三個字,那幾個字當時看來錯得可笑,今天想來動人心魄。
  “我要到雄村看看。”曹健說。當天下午,記者和他一同去了幾十公裡外的歙縣,找一個名叫曹大偉的人。
  “大偉!”一隻腳剛跨進門,曹健便親熱地喚著。
  精瘦的曹大偉從廚房走出來,說正在煮豬食。別看他當了幾十年的農民,卻有著雅緻的愛好。牆上掛的、桌上擺的,都是他的書法作品。正因為他有文化,當年才在“文革”中將雄村族譜保存下來,現在他也成了各地曹氏前來尋祖的聯絡人。
  “我們是對的,你們錯了。”曹大偉口氣堅定,從裡屋抱來一撂《富春曹氏宗譜》(富春,古縣名,今浙江富陽)和兩本複印的《雄村曹氏宗譜》。浙江富陽曹氏一世祖曹美中在明朝嘉靖年間遷到富陽,其父曹永卿的墓地仍在歙縣雄村。每年清明,富陽曹氏都要包兩輛大巴車前來祭祖。
  “我們都是曹操之子陳思王曹植的後人,源起山東青州。”曹大偉說。翻開《富春曹氏宗譜》,其中一頁清晰地記載著“騰、嵩、魏武、陳思王植”的字樣。曹操的祖父曹騰,父親曹嵩,魏武即曹操,他生前從未當過皇帝,死後被其子曹丕追封為魏武帝。
  雄村曹氏和績溪曹氏同為曹全晸之後,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李輝說,曹全晸已被考證確為曹操後代。雄村曹氏一世祖大十公曹仲綱遷至雄村後,到曹大偉已傳到第19代。曹永卿有7個孫子,分為七房,曹大偉屬二房,他保存下來的是二房的“房譜”,這也是雄村留下來的唯一一本家族宗譜。富陽曹氏後來又到上海博物館,找到了保存完好的原本富陽宗譜,於2012年編製出這套宗譜。
  (下轉A15版)
  (上接A14版)
  開啟基因研究
  像電影《巴別塔》一樣,幾件看似毫無關聯的事情在不同地點同時展開,彼此間又隱藏著某種必然聯繫,且互為契機。
  2009年末,河南省安陽市宣佈發現了曹操墓,出土了一男兩女3具屍骨,考古人員推測男屍可能是曹操。消息立即掀起軒然大波,質疑者眾。當時沒有曹操家族DNA特征作對照驗證,遺傳學無法就遺骸做出判斷。那麼能否找到明確的曹操家族DNA特征,以分析曹操的身世?
  與此同時,復旦大學正在積極推進歷史人類學學科的發展,期望使用遺傳學工具來準確定位歷史上的民族和家族,解決單純的歷史學方法所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文理科跨學科的合作嘗試。
  “當時,我們只是海闊天空地談,感謝曹操墓,讓我們有了一個突破口。”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韓昇說。他和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李輝共同領導了復旦歷史學和人類學聯合課題組“曹操家族DNA研究”。
  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曹姓人口共770萬,這個數量作為研究對象正好,不多不少。做隋唐研究的韓昇最想解開李姓之謎,但李姓人口過億,樣本量太大,不敢輕易動手。
  2009年,復旦大學“曹操家族DNA研究”開啟後不久,研究人員到旺川採了血樣。到旺川採血樣的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博士後嚴實回憶,他和另一個復旦大學研究生到旺川,通過當地政府聯繫,找到旺川村曹氏後人。調查表明旺川曹氏分為5房,當時只找到其中4房。曹健在他的《績溪旺川曹姓》一文中這樣記錄了這個故事。
  “2009年,復旦大學課題組來我們旺川,從旺川曹氏11個行派中篩選出德公派曹立煌、珙公派曹善保、琇公派曹晚成和璉公派曹根生四位男性志願者採集了靜脈血樣本。”
  找譜“寬進嚴出”
  “史學研究的終點往往是生命科學研究的起點。”韓昇說。近三個月的時間里,韓昇和他的學生對全國258個曹姓家譜(其中118部在上海圖書館,其他從民間徵集而來)做全面的梳理研究,並參照史書和地方志,找到曹氏遷徙的線索。比如曹氏各分支的祖先以及現居住地與歷史記載上曹操後代的流向能不能相吻合。隨後,課題組篩選出8支持有家譜、經過史料分析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
  在找譜的時候,韓昇一反傳統歷史學從文本上精細篩選的思路,採用“寬泛”原則,使他受到傳統歷史學家的指責。
  “我們找到最早的曹氏族譜不超過明代,之前的譜由於各種原因遺失了,修譜的人只能憑記憶寫,不一定准確。還有些曹氏,有意迴避自己是曹操的後人,再加上《三國誌》記載曹操是曹參的後人,有曹氏直接就將自己記作曹參的後人,並抹去了曹操的痕跡。”韓昇說,收集來的譜中,還有很離譜的,比如將曹丕當成了曹操的孫子而不是兒子。
  “如果按歷史學的做法,這些族譜可以全部排除光,但在歷史人類學的科學實驗研究上,結論先行的排除法很可能將一支真正的曹操後人排除出去了。”所以,韓昇選譜的原則很簡單:只關心譜上對應的人在不在,姓不姓曹,他是不是真的曹操後人,我不管。
  原則雖然簡單,操作起來也絕非易事。復旦大學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級學生泡在上海圖書館找譜,要搞清楚每個譜的來龍去脈及今天的落腳點,給後續血樣採集提供方向。
  最後,在全國各地採集了79個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個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願者的靜脈血樣本。
  比對遺傳密碼
  族譜是家族的神秘符號,DNA分子則是我們的遺傳密碼。人體大部分組織和細胞中間,都存在DNA分子。有一段DNA分子在遺傳中幾乎不變,那就是男性體內獨有的Y染色體。在一個家族中間,Y染色體總是代代相傳的,除非發生了收養、過繼、入贅等情況,否則不會改變。
  由父子相傳的Y染色體相對穩定,然而,在傳承過程中,鏈條上的某些點會發生隨機突變,其中一種突變類型叫SNP。
  SNP的突變非常非常慢,這個點上突變以後,要三千萬代才會再突變。也就是說,在祖先里產生以後,它在後代里不會丟失。這種突變被科學家稱為遺傳標誌。
  如果在現代疑似曹操後人的DNA上,找到一個疑似SNP位點,再拿到古代的曹氏家族骨骼樣本,不管它的DNA斷裂成多少碎片,只要比對、鑒定這個位點,就能得出準確結論。
  DNA的檢測過程是極其嚴格的。為了避免外來DNA混入,在復旦大學DNA檢測實驗室里,24小時有紫外線照射,定時用鹽酸、硫酸殺滅細菌。研究人員進入實驗室時,要全身防護,看上去像宇航員,生怕哈出來的氣把基因給污染了。女性身上不帶Y染色體,所以只有女性能進入實驗室,這還不算,還要擔心她是不是有男朋友、會不會恰好吃了公豬的肉……李輝笑說,當然這有些誇張,但巧的是,做實驗的幾名女研究人員恰好完全符合所有苛刻要求。
  對曹操祖輩的古DNA樣本檢測更嚴格。李輝介紹:“我們非常小心地鑽一個小孔取一層,再清洗,保證是從最裡面取的樣,不會有考古人員留在遺骨外部的DNA成分。通常,對古DNA的檢測做兩三次足夠了,但為了保證準確性,我們每隔幾個月就做一遍,一共做了6次,每次結果都無差別。”
  真是夏侯後人?
  曹操撲朔迷離的身世,使研究過程更加難以預料。據史書記載,曹操的祖父曹騰是東漢著名宦官,曾抱養一個孩子,就是曹操的父親——曹嵩。也就是說,曹操也許根本不姓曹。而曹操的政敵吳國人為了醜化曹操,寫了一本書叫《曹瞞傳》,書中傳說曹嵩來自夏侯家。由於被《三國誌》引用,這種說法廣為流傳。夏侯家的夏侯惇跟隨曹操南征北戰,關係非同一般。曹操有可能是夏侯家抱養的嗎?
  不過,韓昇認為,中國人的過繼原則是從最親的人那裡過繼,曹騰有4個兄弟,他不太可能從夏侯氏抱養一個孩子。此外,夏侯家和曹家世代通婚,也成為了曹嵩不可能出自夏侯家的理由。
  雖然歷史學家推斷如此,但DNA比對時,卻出現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結果。
  浙江一個村子全是曹姓,並有家譜明確記載自曹操以來的每一代人的演變。但血樣分析發現,他們的Y染色體類型全部都是O1a1型。這讓李輝想起姒姓群體的基因,他們的主要類型是O1a1。姒姓,傳說是大禹的後代,而夏侯氏則尊稱大禹為始祖。李輝馬上在上海地區召集了幾名姓夏侯的志願者,結果大吃一驚,四個人裡面有三個人都是O1a1類型。
  難道,那個千年的傳說是真的?
  隨著樣本的增多,李輝發現O1a1類型在江浙一帶很常見,占到總人群的30%。數例江浙地區的曹姓和某些夏侯姓O1a1一致,可能是一種巧合。曹操是否擁有夏侯的血統?遺傳學上,目前並沒有數據支持。
  在確認曹操後代的同時,他們還用同樣方法驗證了漢代丞相曹參的家族基因與曹操家族基因沒有關係,從而證明曹操是曹參後人的說法有誤。
  發現O2*-M268
  持續一年時間,血液分析結果終於逐漸清晰。
  一個偶然,在對安徽舒城一曹姓家庭的血樣檢測中出現。在這支高度聚集、擁有族譜、自稱是曹操之後的曹姓人群中,測出了一個位點——M268。
  “這個點非常罕見。”李輝說,這頓時引起了他的警覺。在他們實驗室20多萬份人血樣本中,M268也非常少見,所以早期做曹操家族分析時,根本沒做這個點。
  這一次,M268就像密碼,在一個自稱曹操後人的家族中集中出現。而在此之前,檢測的自稱曹操後人的樣本里,不少都出現了一種O型下的未定型,M268正是O型下的一個位點。李輝馬上調查以前的那些家族樣本,結果發現這些未定型全部都是M268。
  在歷史學研究提供的8支曹氏家族裡,有6家擁有一個相同的Y染色體類型O2*-M268。也就是說,它在這個家族的頻率達到了75%。而這個類型在普通人群和在其他曹姓裡面,連5%都不到。
  這8個家族中有7個自稱曹操後人,李輝說,我們發現這個類型是曹操基因的可能性達到了92%。
  基於尋根問祖的熱情,後來又有曹操後人主動前來要求檢測,最後得到確定的增加到9支,使這個類型是曹操基因的可能性提高到了95%。
  “但光做曹操後人還不能把曹操基因的類型定到100%。”李輝說。他曾專門走訪當年發掘曹操兒子曹植和曹操宗族墓群的相關人員,試圖收集到曹操宗族的遺骨,但都以失敗告終。事情在2011年有了轉機。安徽亳州文物局和亳州博物館提供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挖掘的曹氏家族元寶坑一號墓出土的兩顆牙齒,這已被考證是曹操的叔祖父河間相曹鼎的遺骨。安徽亳州是曹操的老家,有大量曹氏宗族墓地。DNA檢測顯示,它的Y染色體類型與曹操後代的Y染色體類型完全一致。
  今年11月11日,復旦大學對外發佈:確定Y染色體基因突變點O2*-M268為曹操家族DNA固有突變點。
  “通過對它內部的多樣性分析,發現它跟績溪的曹氏家族是最接近的。”李輝說,然後是安徽亳州、江蘇海門、安徽舒城,遠一點的是鹽城、東港、鐵嶺。
  憂心倫理問題
  復旦大學的研究成果,曹健樂於接受。他在《績溪旺川曹姓》文尾寫道:“我們從旺川和雄村兩譜對照中,對復旦課題組關於旺川曹姓是曹操後裔的認同,在譜牒上初步找到了文字資料的支撐和根據。”
  但坊間仍有頗多質疑。有人指出,曹操叔祖父曹鼎的DNA與現代曹氏的DNA一致,為何不說現代曹氏是其叔祖父的後代?李輝和韓昇的回應是一致的:這是交叉認證,一方面兩者DNA一致,另一方面其族譜中寫明是曹操後人。韓昇補充說:“如果一個家族是曹鼎的後人,族譜中應有記載,而不會刻意寫進曹操的名字,尤其曹操的名聲自古以來就不好。”
  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副所長於軍認為:“復旦大學的這項研究只能證明曹氏家族有O2*-M268基因突變點,但並不能證明其他家族一定沒有這個基因突變點”。這對於李輝來說,也是一個概率和交叉認證的問題。
  兩人都認為,這項研究的意義絕不在於為曹操尋找後人,更不是為了繼續研究堯、舜、禹或孔子的家族沿襲。用生命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在國內外已有成功先例。例如用基因研究幾千年前的稻穀以追尋其發源地,聯合國人類基因組計劃試圖描繪出現代人類在地球的起源和遷徙過程。
  “分子生物學建立後,意味著將來講民族問題、歷史問題都必須以基因為證據,中國不掌握任何古代民族的基因,但我們必須有。”韓昇說。
  韓昇的擔憂更多來自倫理層面。檢測結果有少部分與當事人原有認識存在差異。中國文化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之上,而非理性的社會基礎,如果這個研究方法推廣到其他姓氏的檢測,會不會引起別樣的風波?
  在純粹的科學精神和社會倫理之間,也許永遠存在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  (原標題:吾本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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